文、图/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蚁璐雅 赵映光
日前，首届暨南大学“潮学终身成就奖”“潮学优秀成果奖”颁奖仪式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，关注潮学事业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、共话潮学。其中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、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宏新凭借《潮汕华侨史》斩获潮学优秀成果奖。作为第一部有关潮汕及海外潮人的华侨通史，《潮汕华侨史》填补了“潮学”研究的一项空白。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专访《潮汕华侨史》作者李宏新，听他讲述一段段潮汕的侨情侨事。
羊城晚报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潮汕华侨这个群体？又是什么机缘决定写《潮汕华侨史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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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宏新：潮汕是著名的侨乡，从事潮学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到华人华侨。一开始接触潮学便注意到潮侨了。2014年，我在做200万字的《潮汕史稿》，由于此前缺乏连贯、系统、较为完整的潮汕华侨史，因此，就趁手头材料较多，加上多年的积累专门创作侨史——原本只是打算作为《潮汕史稿》的“海外篇”附于书中；大约同时，负责“《潮汕文库》大型丛书编撰出版工程”的林伦伦老师向我约稿，于是便在他的“催稿”下完成了独立成书的《潮汕华侨史》。
羊城晚报：自出版以来，《潮汕华侨史》再版三次，人气不言而喻。您认为《潮汕华侨史》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？
李宏新：“第一”总是更易吸引人注意，可能正是这带动了后来的“畅销”。一蹴而就是不大可能的，《潮汕华侨史》当然有不足之处，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创新性。现在，《潮汕华侨史》中若干“新”观点“新”探讨“新”说法，已被一些海内外论著出版物、官方文博展厅、政府报告和会议等广泛取用，大约成为“常识”了吧。
2016年《潮汕华侨史》出版后，一开始可能只在学术圈内受关注，被若干高校、研究机构列为教辅，后来获得第八届潮学奖一等奖，在市面上才越发畅销，还有国内“盗版”本、海外有“翻印”本等。这样，也许算是产生了较广泛的正面社会影响。当然，这一切，应完全归功于目前大倡的文化积淀、侨文化政策，归功于“恰逢其时”。
羊城晚报：在梳理的过程中，您发现了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输出、交流或融合？时至今日，这种文化融合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呈现？
李宏新：侨乡文化输出、接收是多方面的，同时，无论哪一种文化总得适应当时、当地的环境，才能更好的留存、流播开来。我们可以较直观地发现汕头小公园骑楼群、陈慈黉故居等便融合侨文化，也可清楚香港“盂兰节”、东南亚“大峰祖师”信仰等源头便在潮汕，这些物事在流传过程中未必一成不变，而是根植、融入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、民情民俗中。
其实，文化是流动的。现在仍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、岭南文化、潮汕文化自然也无时无刻不在演变和发展中。我认为，潮汕文化不是“定型”的更不是凝固的，它还在不断的融入外来文化而演化、发展，生机勃勃。在这个演化过程中，一直都存在着的，包括潮侨文化在内的“移民文化”，显然对潮汕文化的发展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。
羊城晚报：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，您感受到潮汕地区的海洋精神经历了什么变化？对现在潮汕地区的发展又有哪些影响？
李宏新：海洋与潮汕人族群息息相关，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潮汕人类遗址，是距今约8000年的汕头市南澳岛象山文化遗址，那里的住民来自海上。此后，先秦越人南下、两晋衣冠南渡等，其中不少也是通过海路水路入潮汕。
潮汕有着“海洋文化精神”，有着大量海外“家己人”。潮汕地区的海洋文化精神与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息息相关。由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主编的又一本潮学力作《潮汕经济史稿》计划年内出版，我也深入参与其中，该书历时7年，是首次最具规模的潮汕经济史事大检阅，从中就可以一窥海洋文化带给潮汕地区的深远影响。
来源 | 羊城晚报·羊城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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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对 | 朱艾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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